所谓程序能力，就是基层治理中的重大事项，按照法定标准和程序作出决定和执行，即守法律、重程序[48]。

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一段时期以来，法学界比较推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模式，以沃伦时期能动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想象，形成了法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司法中心主义、法院中心主义范式，并试图以司法审查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如有研究者将司法审查与宪政进行绑定，认为宪政总是和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他们虽是某个选区、某些选民选出的，但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所以性质上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因而不能只为选出自己的选区和这个选区所在的行政区域的利益着想，而要想着全国的利益。[32]这是维持人大代表政治共识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议机制中都有这样的机制存在。[1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页。[35]在此浪潮下，学术界对齐玉苓诉陈晓琪案寄予厚望，希望借助宪法司法化实现宪法司法化、完成司法对立法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取代党成为事实上的宪法的守护者。回到中国的语境来看，无论从理论来看，还是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国的法院是由人大产生的承担裁判职能的专门机关，司法主权的期待恰恰是中国法院难以承受之重。

对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及其困境的解决必须引入党的视角，正是党的领导弥合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实现了人大代表身份的合众为一。党的绝对领导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打造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也塑造了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48]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

[37] 于文豪：《县辖市问题的宪法评价与政区优化》，《法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126页。如果不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并自主选择，那么人就不可能维持有尊严的地位。共同理念在我国具有深远基础。以经济系统为例，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政策和指导，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存续经营将面临巨大困难。

（一）基层的法规范地位 在学术研究和日常表达中，我们经常下意识地使用基层一词，但其内涵是什么，究竟有哪些机构组成，很多情况下并无确切结论。减贫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核心就是人，归宿也都是人。在乡村振兴工作机制中，市县乡抓落实凸显了基层的主体地位。其次，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贫困限制了部分群体的发展能力，但不能因此成为平等参与的障碍。另一方面，地方要习惯在法定程序下履职用权，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在法治之外、更不是在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

就此，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全部工作不能脱离既有的共识规则，如正当程序、差别对待的合理性、监督与责任制等。[1]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减贫事业并非告一段落，中国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只能化繁为简，建立非父爱式的单纯的赋税关系，为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创造条件。[11]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型乡村发展道路已有现实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主要不是享受意义上的, 而是创造意义上的, 是指能力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实现。[39] 目前，已有学者对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了不同意见。

[6] [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相对贫困，这比消除绝对贫困的涉及面更广、难度更大。

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共同理念 减贫的统合路径显然比某种特定方式更为有效，但对实施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必须能够充分凝聚社会共同意志，必须有能力把控各项措施的实施过程。[21]对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注重扶志扶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26] 余源培：《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种哲学审视》，《学术月刊》2002年11期，第8页。基层是政策的接受者、转化者、执行者，通常不能成为政策供给者，既难以向上供给，所谓政策实验也并不都在基层，况且多数是由上级安排的实验。[34]对此，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区域联动机制、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流域上游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33]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20]在减贫中，内部视角的集中体现是扶志、克服精神贫困和福利依赖，促进贫困群体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单纯的资金给付仅仅是发展的基础而非主要方面。[44] 蒋悟真：《政府主导精准脱贫责任的法律解释》，《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第73页。

人们的物质财富可能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应当是正当的、符合每个人的合法地位，同时，担任公职、参与社会治理、表达正当诉求的机会应当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91-103页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战略 基层法治 。

这一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视的共同理念的体现，并以宪法规范作为有效运行的保障框架。[49] 王春光：《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46页。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否则不但有害于个人，更有害于整体福利的提升，必然导致生产上的无效率和制度上的一刀切。同时，有必要制定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关的具体规则，如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税收优惠规定以及行政监管标准等。

宪法确认的若干原则性规定，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为减贫提供了框架规范。并且，在引导脱贫方面，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是支配性的，它发挥着引导要素流动、训练参与能力的作用。

首先，就城乡差异而言，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步伐显著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看，宪法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三重保障。

于文豪，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基地研究员。在根本法规范上，这一道路以宪法规范为框架，从而获得有效的运行保障。

关键词: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也难以向下供给，典型的例证是不赋予县级立法权。正是基于此，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制度性贫困，是国家（政府）供给的本应赋予贫困主体物质利益、精神利益、能力激励的制度的不足导致了农村的物质贫困、能力贫困及动力贫困。

国家机关要遵循宪法确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一般原理，避免介入其他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也要避免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王人博：《寻求富强：中国近代的思想范式》，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需克服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克服经济系统分出之后带来的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公共给付义务的实现等措施来逐渐实现这一点。上级该做的是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赋予相应权力，既给基层下达‘过河的任务，又切实指导帮助其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基层作适当倾斜，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小康社会由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建设、共享发展成果，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宪法第111条第1款分别提及两个词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